处境化中国神学的第三主题

——从基督教角度看

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

 

7.0. 导言

7.0.1.  “癌变”: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及其世界影响

这里所说的“危机”(“癌变”当然只是比喻),是指道德腐败严重到这种程度,即在深度上突破了人性的底线,在广度上蔓延到所有阶层和人群,以至于破坏了基本的生活秩序,其社会影响难以控制的程度。

 

A.      中国社会以往的道德腐败多半是有限的和局部的。1950年代以后,激烈的革命意识形态改变了社会;宣扬道德的儒释道和基督教成了攻击对象,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破坏得到官方的、公开的、正式的认可和鼓励,并且通过连续不断的“政治运动”对普通人的残酷斗争和欺压,扩展到各个人群和所有阶层。加上压制真话的政治环境和消灭私产的经济制度,其道德影响,堪称以国家之力,陷人民于不义;道德之腐败,遂走向无底线、非局部,最终陷于危机。

B.      1990年代以后,经济开放和权力无限的结合,导致了权力寻租的巨大扩张;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、贪污腐化、掠夺公产等等,每天为全社会提供着负面的道德示范;执政者控制的大众媒体,屏蔽了关注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讨论,充斥着宣扬低俗享受的感官娱乐节目,严重败坏和降低了全社会的价值追求;普通人通过民间渠道和亲身经历,看到的是正气受压邪气上升的严酷现实。最终,这些现象必然走向现实的道德危机。

C.       且不说已经走向世界的一些中国企业,如何用较低的道德标准或不公正的做法扩大影响,也不说时有所闻的中国留学生集体作弊事件,反映出中国道德教育的失败及其传播,只要看看最近同韩国有关的几个事件,就可以看出:正如中国的空气、土壤和水污染,已经严重到堪称危机,并正在影响全世界,中国的道德腐败也已经严重到堪称危机,并正在影响全世界。

 

7.0.2. “绝症”:世俗救治方式的无效

A.      广义道德教育,即全社会的道德教育,在传统中国有三大特点:1、两千年中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以伦理为核心,也许是最重视道德教育的一个学派;2、道德教训和相关论述在教育内容中占主导地位,从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到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构成了基本的教材;3、政府用公共的权力和资源,制度性地介入道德的培养或引导,从“举孝廉”的制度,到“立牌坊”的惯例,都是如此。中国社会似乎是世界上最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。

B.      面对孔子惊呼的礼崩乐坏、鲁迅感叹的坏到极点”,面对当今肆虐的“互害模式”、几十年不断的“道德滑坡”,人们不免要问:为什么20世纪之前中国教育的“三大特点”,1949年之后政府宣扬的“共产主义道德革命道德五讲四美八荣八耻”……所有的救治方式全都无效,全社会的道德病症反而是每况愈下,让人觉得是面对绝症、回天无力呢?

C.       根本的原因在于:有一些救治方式本身的指向是错误的,但却自以为正确(例如恢复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道德);大多数都是世俗或非终极的,但却自以为是神圣或终极的(例如把“三纲”与“五常”并列)。面对如此深刻、如此普遍的人性败坏,世俗的救治方式不但无效,而且,正如医学界开始反思的治癌方法一样,其本身可能就是病情加重的一个原因!

7.0.3.“神医”:基督教救治方式的意义

A.      晏阳初说过:“中国人患的是心病,治心病非得神医不可。这神医就是耶稣。”现在中国的许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已经意识到,中国严重的道德问题,真的是“人心”的问题,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,到了仅靠教育、仅靠人力无法扭转的地步。

B.      皈依基督当然不等于道德完善。但是基督所谓拯救的意义,包括脱离罪恶,这至少是真正的基督徒真实的愿望。超越此世的强大要求,莫过于“重生”。越来越多的个人接受福音得到拯救,“重生”之后,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风尚,会从量变转向质变。这种癌症重生式的大转变,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末期——古典文明因道德腐败而死亡之后,基督教在其废墟之上,不但建设了新的道德,而且建设了新的文明,即后来居上、领先世界的基督教文明。

C.       所以,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基督徒,以及越来越多了解基督教与文明史关系的知识分子,都正在接近这一认识:中国的道德危机,在世上能找到的救治之方,看来只有基督教;要医治国人的“心病”,非靠“神医”不可!

7.1.传统中国道德的特征
7.1.1. 形上支撑虚弱:“天帝”观念的虚化和扭曲

A.      居于统治地位而影响全社会的儒家伦理学说,本来是以超越的“天”为其形上支撑的。按儒家说法,古代“圣王”时代道德水平极高的原因,是圣王们敬天爱民天帝,是甲骨文上帝在商周演变后的名称,在那时候具有人格性,所以是实在而非虚幻的。

B.      B. 在周礼规定“不王不禘”之后,中国人就同上帝隔绝,天帝观念因这种政治、社会和宗教制度而逐渐虚化;在宋明新儒家进行哲学解释之后,天帝观念又丧失了人格性,虚化为抽象的“天道”。

C.       天帝观念的扭曲,一是天子观念。这种观念把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说成是天的儿子即“天子”。是否天子的标准,实际上在于是否执掌大权,而不在其有无才德。二是以含义模糊的“天”字取代含义清楚的“天帝”。 自然之天的含义被突出,作为“造生者”、“审判者”等等的“天帝”观念,也就日益淡化,不再能对中国传统道德发挥巨大的支撑作用了。

 

7.1.2. 血缘观念固化:“血亲”观念的延续和扩展

A.      父系氏族社会以血缘观念为基础的道德观念,在文明社会初期即农业经济和城邦政治早期,仍然会延续一定的时期。但是,随着城邦规模的扩大,尤其是在超越城邦的大社会,例如在帝国之中,血缘观念和相关制度,就应该像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样,予以改变了。

B.      在中国,由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的政策,重视血亲观念的儒家得以独占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;又由于科举制度的建立,这种地位从最高统治集团一直延伸到了社会基层,而且还因科举制度的延续,而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期。

C.       由血缘远近亲疏来决定伦理行为的观念,扩展到全社会,会使公平公正的观念受到抑制。现代社会最需要的法治观念难以建立,一个重要原因还是“人情大于王法”的观念。在中国,缺乏公德与重视亲情相互关联,因为,单凭远近亲疏来决定行为反应,作为陌生人的公众就被推到远处了。

7.1.3. 政治影响强大:“国家”观念的混淆和内化

A.      现代汉语“国家”一词,表现了一个重大的时代错误和观念混淆——前一半“国”指涉基本的公共领域,而后一半“家”指涉基本的私人领域,但是二者被合成了单一的词,而且只表示前一个意思!历代统治者虚构了二者的同一性并大力鼓吹——官员被称为“父母官”,人民被称为“子民”;直到今天,“有国才有家”,“祖国是亲人”等说法,仍然不绝于耳。

B.      法家和秦始皇“以吏为师”,即以官员为人民道德的表率;儒家和科举制“以师为吏”,即以儒生为官员。两极相通,都把政府当做教师,而且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。

C.       于是,“国”与“家”混淆,“吏”与“师”混淆,政治道德混淆,行政教育混淆等等,带来了“公”与“私”混淆、“法”与“德”混淆、教师父母混淆、管理倡导混淆。这类混淆对于守公德、讲实话、独立思考和诚实无伪等品质的培养,起着负面作用,并逐步内化于国人的意识,潜移默化地腐蚀了中国的道德。

 

7.2. 当代中国道德的特征
7.2.1. 形上支撑崩溃:物质主义与犬儒主义

A.      20世纪上半叶,在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中,儒释道和基督教的形上思想均遭到猛烈抨击。1949年之后,党运用行政力量并发动全国人民批判和消灭传统文化,包括传统道德及其早已虚弱的形上支撑(称之为封建道德和唯心主义),终于在195019601970年代将其摧毁,而以唯物主义取而代之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几代人,自然会变成唯物主者或物质主义者(materialists)

B.         1980年代,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恢复正常道德、走向正常社会。(19894月和5月,北京街头有“小偷罢偷”支援学生,有被称为“劳教释放犯”的年轻人高举标语牌,上书“我们也有良心!”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挤满街道,而无一起犯罪事件。)1989年事件扭转了国家的方向。

C.       由于关心社会进步、投身公共事务、甚至为正当权利和正义事业而奋斗,竟会遭受镇压,全社会从支持学生运动转为失望、悲观、彷徨的心态;所以在经济进一步开放、全民下海经商、上下“一致向钱看”的形势下,物质主义(materialism)加上了犬儒主义(cynicism),取代了理想主义(idealism),就成为自然的,甚至是必然的了。

 

7.2.2. 血缘观念弱化:家庭碎片化与社会沙漠化

A.     传统中国延续两千年的血缘中心伦理,在1949年之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;

延续了30年的“阶级斗争”宣传和实践,用“亲不亲,阶级亲”的口号取代血亲概念,前所未有地弱化了中国人的血缘观念和以之为根据的家庭道德观念。

 

B.      城市以及部分乡村的“核心家庭化”,即家族碎片化,

自民国时期已经开始;乡村的“核心家庭化”,1950年代初期加速完成;然后是1958-1960年“人民公社和大跃进”运动中的“非家庭化”;然后是1960-1970年代“反右倾”、“四清”和“文革”中的父母子女、亲朋夫妻相互揭发、逐步升级……

1980年代,恢复人性亲情的文学影视催下的眼泪刚刚擦干不久,1990年代开始,拜金狂潮和后现代思潮的混合,“小皇帝一代”和教育危机的挑战,城市工人下岗和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出现,“黄、赌、毒”和二奶、三奶”的并存,都对家庭关系造成了深刻的冲击。

C.       社会沙漠化始于1950年代。

在农村,家族和宗族被打破,从活动到观念都被铲除;农会变成党组织的延伸,民间宗教遭到取缔;农民被编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,文革之后依然没有农会,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依然有限。

在城市,1949年之后30多年,所有的社会组织被整合为整齐一律的几个,一个阶层或巨大的人群只有一个(如妇联、青联、文联);这些组织被设计为党的助手、政府部门的延伸,个人只同上级有纵向关联。所以,中国成语“一盘散沙”,本来是用来形容人群不齐心,现在用来形容1949年至今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,确实十分贴切。  这种社会结构,当然对社会的道德风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

 

7.2.3.  政经影响交错:社会质疑与自我主义

A.      1990年代之后,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,经济活动规模显著扩大,政治对道德的影响变成了“政经交错的影响”:政治同它造成的经济现象一起影响道德和社会风尚。例如,行政权力不受限制和权力寻租,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行贿难以避免,使得行贿在社会上的可接受性逐渐增加。

B.      然而,这必然使得一部分道德意识清晰或道德情感强烈的人,以及受到社会污染较少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这个社会。这种质疑是独立思考的表现,所以在道德上是积极的。

C.       在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等长期存在,又很难看到根除前景的情况下,这种质疑也可能变成绝望,从而使人转向“自我主义”或“利己主义 因为同巨大的腐化力量和僵硬的腐化机器相比,个人的转化力量过于渺小;现实中存在的空间,常常只够实现自己个人的而不是公众的利益,所以,在当代中国的道德演化中,社会质疑与自我主义并存共生,也是自然而又必然的。

 

7.3. 基督教对中国道德重建的可能贡献
7.3.0. 
这里所谓可能贡献是指针对传统中国道德的特征,基督教的基本特征恰好可以补足其基本缺陷;这就好像一个医生的主要专长是专治某种病症,不论病人是否已经找他治病,他的专长实际上总是对治该病症的重要资源。

 

7.3.1. 上帝的信实:加强形上支撑

A.      基督教的一大特征,是信仰上帝作为造物主,也是道德伦理的根基:上帝把道德律刻在人的心上,而且永不改变,这是由于他的“信实”。“上帝是信实的上帝”(申7:9);“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,以他的信实为良”(诗37:3);耶和华说:“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,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”(诗89:33);耶和华最终“要按公义审判世界,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”(诗96:13)。

B.      这本来也是中国古人的看法,即所谓“天生烝民,有物有则”,换言之,传统中国道德本具有超越的支撑。但这种支撑逐步虚化而崩溃,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。

C.       在这种情况下,基督教关于道德律制定者乃是上帝,故不可违背的信仰,当然成了对治中国道德病症的重要资源。

7.3.2. 耶稣的大爱:超越等差之爱

A.      耶稣要求人“爱人如己”(太2239),“爱你们的仇敌”(太5:44)。《约翰一书》说“凡爱生他之神的,也必爱从神所生的”。耶稣说的“爱邻人”,是指一切具体的人。   所以,耶稣要求于基督徒的爱即基督教宣扬的爱,乃是超越血缘关系、超越等差的爱。

B.      儒家本有类似的观点:“泛爱众(《论语·学而》);“仁者无不爱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,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。但是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之后,墨家的兼爱“湮没不传,儒家偏向“血亲之爱”,再加上宗法制的影响,中国道德就逐渐倾向于“等差之爱”;当其与现代社会要求的“公平正义冲突时,就成为社会病症;而由之扩展,就成为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的极端民族主义。

C.       在这种情况下,基督教关于上帝就是爱,关于耶稣要求爱一切人,甚至爱仇敌的教导,又成了对治中国道德病症的主要资源。

7.3.3.“上帝的归上帝”:排除政治影响

A.      耶稣说过“凯撒的当归凯撒,上帝的当归上帝”(可1217),这可说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,也划分了政治与宗教、道德的界限。对思想信仰和公共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家,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,从路德到加尔文,都深刻而又清晰地论证了这种区分,对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其对道德的干预做了限定。

B.      当然,道德领域有公共的部分即所谓公德,涉及社会伦理规范,也涉及政治伦理和国家秩序的公正问题。但是这种关涉不能用来论证政府对道德生活的导向。而后者在传统中国的道德生活中如前所述影响甚大,甚至内化于中国民众之中。

C.       在这种情况之下,熟悉耶稣教导、明白两个国度之分的中国基督徒及其所信奉的基督教,自然有助于中国传统道德减少或消除政治的影响,澄清被混淆的“国家观念。换言之,基督教又是对治这方面病症的主要资源。

 

7.4.基督教对中国道德重建的实际贡献
7.4.0.  这里所谓实际贡献

是指针对当代中国道德病症的特征,基督教的教导和中国基督徒的传扬正在发挥的对治作用;这就好像一个医生已经进入了一个病人群体,而这些病人带着其遗传基因和有毒环境造成的病体,已开始幸运地经人介绍而认识了这位医生,医生也已开始对其进行医治一样。

7.4.1. 对物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矫正

A.      实际上,当代中国人尽管在正式教育中被灌输了唯物主义(materialism)世界观,但是用哲学语言解释的唯物主义,并不一定影响其日常行为。另一方面,弥漫于全社会以至于触目惊心的追求感官享受和现实利益的“物质主义”,倒是时时刻刻在腐蚀着国人的道德。

B.      与之相对,基督教尽管在中国的学校中被说成唯心主义idealism,只有意为“虚幻不实”的贬义,没有意为“理想主义”的褒义),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反而被一般人理解为:相信很崇高(尽管可能“虚幻不实”)的东西,注重精神性的生活,不执着现世而向往天国,因此是同沉迷感官享乐、追逐现世利益完全对立的。至少在现实的教会宣讲之中,中国的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众,确实在传扬精神的价值,提升灵性的地位,所以,不论成效大小,中国的基督教确实在发挥着矫正物质主义的作用。

C.       犬儒主义或玩世不恭,实质上是老的相对主义(中国古语“此亦一是非,彼亦一是非”)加上新的后现代主义(当代解释学所谓“绝对真理的消解”),再加上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心态所造成的。    在当今中国属于少数群体的基督徒,确实在宣讲崇高的信仰、宣讲不变的原则,确实在宣讲真理的实在性、宣讲善恶之别和正邪之分,所以可以说,不论成效大小,基督教正在发挥着抑制犬儒主义的实际作用。

7.4.2. 同个体原子化和漂流不定感的对抗

A.      前述家庭碎片化和社会沙漠化,已经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个体原子化和漂流不定感。前一方面主要体现为离婚率高、空巢增加、家庭暴力(包括冷暴力)、家人相处时间减少、社会组织奇缺等等,以及相应的亲情淡薄、人际疏远等等。这些年社会反复呼吁子女应该“多回家看看”,从反面反映了这种情况。

B.      后一方面主要体现为东部西部发展不平衡、城乡差别大、求职困难、房价奇高、“城市化”异常发展(拆迁的方式和规模尤其异常),以及相应的北漂南下蜗居蚁族等现象。除了民众的亲身感受之外,冰山一角式的新闻报道,常常也证实了这种漂流不定感的真实性;最大的证据,就是每年春节亿万人的返乡大潮,直观地显示出中国有多少民众,是不得不离家漂流。

C.       中国基督教,尤其是各地各类家庭教会(例如农民工教会)的存在,教会的团契、小组活动,以及其中较为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,形成了同这种个体原子化和漂流不定感的实际对抗,有助于许多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缓解。

7.4.3. 对家庭、国家和世界的超越

A.      对家庭关系的绝对依赖感,当然会使家庭关系紧张或破碎造成的伤害扩大加深;因“国家”观念混淆造成的畸形爱国主义,促成了一部分“愤青”的狂热情绪和过激行为;对世界上种种冲突和不平的无力感,也会加重本来已经很严重的犬儒主义。这些现象同时也在加强着前面提及的社会质疑,而社会质疑的加强,实际上又伴随着自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加强。

B.      基督教关于家庭、国家和世界的理论,指明了这些同人生紧密关联的事物具有相对性。耶稣关于爱儿女胜过爱上帝的人的说法,撒母耳关于设立国君治理国家的说法,还有基督关于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宣告,都引导信徒的眼光超越家庭、国家和世界。

C.       因此,首先是对圣经的阅读和思考,还有以上神学观点的传播,以及部分教会讲坛的布道,有助于并在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少见的“另类”观点,让当代中国人可以反思,把家庭、国家和此世绝对化是否完全合理,从而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实现对这些东西的超越。

 

7.5. 结语

7.5.1. 时世艰难:“精卫”精神的意义

A.      尽管我记得并引用过狄更斯《双城记》的名言: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,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……”等等,但在当今处境之下,闯入我脑海的,却是狄更斯另一名著的标题:《艰难时世》。的确,当今时世,空前艰难!以至于《双城记》那段话里所有的正面描述,似乎都得删掉了!

B.      在这种情况下,要让这么庞大的社会扭转颓势,恢复健康,其困难之大,真的犹如精卫填海

C.        但是,精卫填海故事的意义,不正在于精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吗?    相信上帝并坚持信、望、爱的基督徒,不是应该肯定精卫精神的意义吗?

7.5.2. 个体有限:“团契”同工的意义

A.      然而,从实际效果而言,面对浩瀚的大海,精卫的填海方式的确值得反思,因为,个体的见识、能力和资源实在是太有限了。所以,填海需要团契,需要教会兄弟姊妹的齐心协力;需要同工,需要主内所有肢体的通力合作。

B.      事实上,撇开神话故事的精神意义不谈,现代世界上填海建筑的工程已经不是神话;不过,那些工程都是目标有限、精心设计、仔细操作的。

C.       所以,就帮助重建中国道德这个巨大工程而言,基督教会也必须在每一个阶段设定有限的目标,并通过精心的设计和仔细的操作去实现。

7.5.3. 仰望神医:“只有一位上帝能拯救我们!”

A.      说到底,中国道德的危机能否度过,中华文明是否能够新生,依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,甚至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事情。

B.      所以,我们还是只能仰望神医,仰赖上帝。

C.       当然,我们无法割舍对于中华故园不绝如缕的感情,无法放弃对这丰富多彩、可歌可泣的中华文明魂牵梦萦的爱恋,但是,面对现在她似乎病入膏肓的局面,我们也还是只能借用20世纪大哲人海德格(M.Heidegger)的话说:只有一位上帝能拯救我们!

     

Остання зміна: вівторок 8 серпня 2017 12:55 PM